特約記者：冼麗婷
攝影記者：張志華
在中大咖啡店接收關仲然、筆名亞然的新書，書名依然是那麼的亞然—《書與不確定的世界》。
今年初，香港中文大學政務與政策科學學院聘請了亞然擔任全職講師，他在學院的前身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畢業，32 歲能夠拿到中大講師教席算是理想的，雖然在他心中不是最 perfect。教書一定消耗時間，如果，能直接走硏究的路，然後才思考有沒有足夠時間繼續做電台主持、寫報章專欄，這就是完美。
在政治令人處處不確定的時代，亞然從修讀政治過渡為教政治。兩年前他在《Yahoo 新聞》「見字如見人」受訪，還牢騷過是不是選錯修讀政治；兩年後，基本上安定下來了，「當然，教書跟做研究也不是完全無關，而且，教書也可以繼續做研究。」亞然說。他拿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（SOAS）博士學位才兩年，喜歡教書，得到講師教席，最少可以想遠一點，計劃未來的方向。
在中大教書 台灣研究字眼要「精準」
在一個不理想的時代，得到理想的情況，這兩年他是怎樣活出來的？「我想，就是繼續做可以做的，做想做的。」跟好些人一樣，亞然留在香港，做很多事情，都跟以往不一樣。不論做《商業電台》早晨節目主持，為《明報》寫專欄，在中大教政治有關的課，說話處事，都知道要十分精準。
例如，亞然以往研究太陽花年代的社運參與者，目前他在中大也教台灣研究一科，外國、本地及大陸的學生都有修讀，一班大約有四十至五十人，算是受歡迎。他說，《經濟學人》（The Economist）幾年前的封面故事，就說過台灣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，教台灣研究，除了要處理敏感定位及字眼，現實上，學生其實是有學習台灣研究的實際需要。按他說，對於北京，解決台灣問題，是「中國夢」的重要一步，所以自然有認識台灣的必要。要好好理解兩岸關係，除了大陸和台灣，還包括美國的角色；而從大陸角度，一般人及想了解政治的人其實都要知道，台灣的政權是怎樣選舉出來、反映着什麼的民意變化？從認知的角度，這些都是需要好好了解。
回想落戶中大以前，亞然「炒散」在不同大學兼職做講師，不是說情況很壞，但的確有漂泊的感覺，放在過去幾年社會景況底下，思想會輪迴在是不是要留在香港？要不要走？又或是惆悵下一份工會是甚麼？
「如果有一份理想的工，是可以留得住你？」記者問。
「留得住，現在就留在這裡。」亞然說。到底是找到生存空間才留下來？還是留下來努力找生存空間？一如移民，有時，答案是以行動試驗出來的。
這次訪問跟亞然見面兩次，第一次閒聊，在大家亂講一通之後，他突然說起想寫小說，記者也跟他一起笑起來。
首先，笑，是明白寫小說是應對時代的一種說話方式，笑，有笑的心情與思維。那麼，他為什麼想寫小說？想寫怎樣的小說？亞然說沒有具體內容，只覺得自己有很多不同興趣，音樂、生活、飲飲食食及各種各樣，除散文以外，他想像，如果可以把這些東西放進小說，會很有趣和好玩。
想過到英國做酒廠與手製皮鞋
而且，留下來，就是要找空間去做一些想做能做的事情，「譬如說我想試寫小說，我覺得，我不會在香港寫不出小說（意思是有空間寫小說），那些東西算不算建立？」亞然說自己興趣很多，除了寫小說，他還想過在英國試做兩種特別職業：威士忌酒廠工作；手工製皮鞋。（相關文章刊在作者 Patreon：WriteHouse 寫字為家）
教書、學術以外的兩種職人生涯，他自知不能勝任。但匠人精神，人人可以修煉。他說以往讀書時，老師說「見山是山，見山不是山，見山是山」，現在看來，境界，當然有層次。所謂上山容易落山難，不如說，一人不能留二山，樣樣都追求，人生就會很難。於是，愛看書的亞然想到，如果在小說演繹那個喜歡的自己，也是好玩的。
「我並沒有很刻意想在小說寫政治，反而是想在小說裡寫自己。」他在訊息回答。他想在小說寫一個「是我、又不是我」的故事，作為教政治的人，他也很懷疑，如果真的動手寫，是否可以沒有政治？
從最初三本書《孤獨課》、《醒來的世界》、《重回舊地》，到第四本新書《書與不確定的世界》，出版社由台灣的「時報出版」回歸到香港「蜂鳥出版」，也是結集，但他說這次改寫了不少內容。
慢慢認識亞然，同意台灣出版社起初以「冷靜與熱情」來形容他。樣子很冷，對社會對學問卻很有熱情，聊天時，當他開始講個「Q」字，就確信他對事對物仍然很在乎了。這一次，把他的新書看完，心裏有數。他這輩人，說着各式人等所說的經濟、政治與民主的不同道理，例如說世界看中國，例如說民主退潮，有些道理，異曲同工，只差誰看誰的書，誰不看誰的書，說到底，看書，才有討論的基礎，也正是他新書書背的介紹：「這個時候更需要坐下來，讀一本書，對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來一場理性的觀察和批判。」
麥穗成熟飽滿 謙虛垂下頭來
他在新書中〈自願的奴役與自由的靈魂〉一篇，從法國哲學說到世界與個人的關係，引用法國哲學家 Michel de Montaigne（米歇爾・蒙田）所說的，有畫面，有道理：「真正有知識的人的成長過程，就像麥穗的成長。麥穗空的時候，麥子長得很快，麥穗高高昂起。但是當麥穗成熟飽滿時，它開始謙虛垂下頭來。」（頁 144）
他介紹村上春樹導讀錢德勒（Raymond Chandler）寫的小說《漫長的告別》，除了引文，也用真誠親近的語氣講心裏話，讓看的人心裏說不出痛處：「現實上，我們也不斷地告別（和被告別）各種各樣的人和事，以為早就麻木無感，但其實不然。我們以為早已心死，總是將『你鍾意啦』掛在口邊，但死了的（心）原來可以再死多一次、兩次，這就是漫長的告別的難受。」
告別人，是實在的；告別一個時代卻有點抽象，就像失去一個踏實的環境去懷念失去的東西。亞然認為，有意思的東西和價值，使我們的告別變得漫長，「但既然我們無法避免告別的可怕，那就在這漫長的過程之中，好好珍視一切還剩餘的『有意思』，守護到無法避免的最後一刻。」有時人真會想結局何時會到來？天下之筵席何時散去？這也是漫長而痛苦的。
於亞然，留在香港這個選項，首先就是決定留下來，而留下來跟你能接受甚麼和不能接受甚麼，不一定有必然關係。因為，留下來，就會有能接受的，也會有不能接受的。他由大約 17 歲少年時讀第一本小說《盛世》（陳冠中），至今年 32 歲拿了英國博士學位還教了幾年大學，他是努力成長的麥穗，求知識的人成長了，如他所寫，「知道學問如過眼雲煙，不再自高自大」。
思想裏回望，他的存在，像是風雨之中、或者是風雨過後，看見一個還年輕的人，仍然安然坐着讀書寫書，有種魂不附體的神秘，疑幻似真，慢慢說來，一切，卻又是如此真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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冼麗婷，畢業於香港樹仁大學新聞系；其後於香港大學修讀比較文學學士及碩士；著有《見字如見人》。
